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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纣王说句公道话<\/p>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纣王的历史多数都是根据《尚书》中的记载编写的。后来,随着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纣王有了接近真实面貌的评估。<\/p>
首先,妲己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苏氏之女,而有苏氏一族在商朝并未得势。纣王晚年热衷色、食是实,虐杀比干也确有记载,但把这些归因于妲己,明显不实。妲己的恶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实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的罪名。<\/p>
其次,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他不愿意听取臣子的忠言。这一点与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有些相似。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表示,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p>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p>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p>
纵使纣王的罪行都是事实,跟后代的君王比起来,似乎也称不上暴虐荒淫”得后无来者。远的不说,就说被后世视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纣王已自焚身亡之后,还要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白旗上,同时还割下纣王的两个妃子苏妲己和有莘氏的脑袋示众,其手段之残忍已不输于纣王。<\/p>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p>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p>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p>
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p>
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p>
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p>
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p>
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