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一——李鹿鹿(2 / 2)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他什么都不怕。我不行。我怕的东西太多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所以我开不了他那样的车。我只能开稳一点的。”

李鹿鹿没有接话。她想起了路子邺说过的话——高明软弱,高明务实,高明没有理想,高明爱耍小聪明,高明是个重利轻别离的商人。

但此刻她忽然觉得,高明对自己的认识,比路子邺对他的认识更深。

他知道自己开不了那辆车,但他还是开了,因为现在没有人比他有资格坐在驾驶位上。

九——踩刹车

高明的改革很好。

经济在增长,人民的生活在改善,阿萨拉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高。

但路子邺心中的那个阿萨拉——那个让人民学会思考、拥有改变力量的阿萨拉——不见了。

它被一种温吞的、务实的、不谈理想只谈发展的氛围取代了。

李鹿鹿发现车走偏了。一点一点偏,从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偏的。

就像一条河慢慢改了道。等你发现的时候,原来的河床已经干了。

她想掉头。

但她发现,掉头会车毁人亡。

左派还在监狱里,右派已经掌权十年,军队虽然听她的,但整个国家的肌体已经习惯了高明的节奏。

如果她强行掉头,阿萨拉会陷入混乱,甚至内战。

她不能。不是不敢,是不能。

因为路小夏的骨灰在乌姆河里,她不能让河水变成血。

她只能想方设法拼尽全力的踩刹车。

高明执政的第十年,李鹿鹿找他谈了一次话。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她开门见山:

“你身体怎么样?”

高明愣了一下,然后苦笑:

“你也看出来了?”

他的身体确实不行了。

那些年的操劳,加上本来就比路子邺年长,他的心脏、血压、记忆,都在往下走。

医生说他需要休息。

“我不是来劝你休息的。”李鹿鹿说,语气冷的像是机器人,“我是来告诉你——车走偏了。”

高明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

“我知道。”高明抬起头,看着她,强硬的不像是他自己,“但你觉得,我能把它开回去吗?”

李鹿鹿没有说话。

“我开不回去。”高明说,“我没有那个能力。路子邺能,我不能。我已经尽力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没有遗憾,没有辩解,就是陈述事实。

他不如路子邺,这是他和李鹿鹿都清楚的一点。

不管是威望还是在号召力,在这里恐怕都不会再有人能超过路子邺了。

阿萨拉也不会再出现一个路子邺。

李鹿鹿看着他。

她忽然想起,高明比她大很多,比路子邺还要大将近十岁。他是在路子邺还是“一个小伙子”的时候就跟着他的人。

他见过路子邺最年轻、最意气风发的样子,也见过路子邺最后、最孤独的样子。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和路子邺之间的差距。

但他还是开了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那一句“我已经尽力了”。

“你卸任吧。”李鹿鹿说,“交给我。”

高明点了点头。

他没有问“你还能让阿萨拉回到以前吗”。他知道答案——也许能,也许不能。

但至少,她不会让车翻掉。

十、高明卸任

高明因身体原因辞去了所有职务。

第二年,得了老年痴呆,过重,随后离世了。

他死的时候,已经不认识人了。

据说他最后的日子里,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嘴里念叨着什么···护士凑过去听,听不清。

李鹿鹿没有去追悼会。

她让人送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高明同志永垂不朽”。她没有写自己的名字。

她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高明带着蛋糕来给她过生日,她切了蛋糕,最大的一块给了她,自己拿了第二大的一块。

或许从那时候她就已经决定,让他开车,她坐在后排。

只是她没有预料到,这辆车会开向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最后要亲自踩下刹车。

高明死了。那个比她大将近十岁、比路子邺还要大将近十岁的老人,那个“看着路子邺长大”的人,那个知道自己开不回去但仍然开了十年的人,死了。

李鹿鹿没有哭。她已经很久没有哭了。

十一、驾驶员

李鹿鹿当选国家煮席、党伟总叔记的那天,阿萨拉的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

头版是她的照片,旁边写着“李鹿鹿同志当选国家煮席”。

照片上她的表情很平,既没有笑容,也没有严肃,就是很平,像一面墙。

她知道人们怎么看她。在左派眼里,她是背叛者。

在右派眼里,她是高明的影子,是一个靠军队上位的过渡人物。

在人民眼里,她是一个陌生的、遥远的、和他们没有什么祖国关系的异乡人。

她不在乎。

她坐在那个位子上,批阅文件,主持会议,接见外宾。

她做得很好——不是因为她热爱这份工作,是因为她答应过路子邺,是因为路小夏的骨灰在河里。

她想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但总觉得自己还是差了点什么,她常常在想,要是路小夏在的话,会不会做的更好?

李鹿鹿尽力了。

那几年,她做了几件事。

第一,她把还在监狱里的人放了出来,没有平反,也没有道歉。只是让他们比判刑时间更早的出来。

苏沅出狱的那天,她让人去接他。苏沅没有见她。

第二,她确保了军队的忠诚。她不让任何政治势力渗透军队,不让任何人用军队做内斗的工具。

军队只忠于人民和国家,只会守护人民和国家的安全,不忠于个人——这是她定下的铁律。

因为她知道,这是路子邺留给阿萨拉人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第三,她开始修缮乌姆河两岸。

种树,修路,让那条河变得干净、安静、体面。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做这些。

记者问她,她说:“为了人民。”

记者把这句话写进了新闻稿。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

十二、苏沅

苏沅出狱后,一直没有见李鹿鹿。

他住在阿萨拉北方的一个小镇上,离乌姆河的源头不远。

李鹿鹿知道他住在哪里,但她没有去找他。她知道他恨她。

有一次,她去北方巡视,顺路到了乌姆源头散心,无意中走到了那个小镇。

正是黄昏,乌姆河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条流动的血脉。她沿着河岸走,经过一排老旧的房子。

一个老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像一张揉皱的纸。

是苏沅。

他看见了她。她看见了他。两个人隔着一条不宽的土路,对视了几秒钟。

苏沅没有站起来。他转过头,看着别处。

李鹿鹿站了一会儿。她想说点什么。但她的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

她能说什么?说“我逮捕你是为了保护你”?说“我判你二十年是为了让你活着”?说“我从来没有背叛过路子邺”?

他不会相信的。

他不需要相信。

他已经恨了她几十年,这恨意是他活下来的理由之一。

她不能把它拿走。

李鹿鹿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苏沅,”她说,“路主席的那些稿子……还在吗?”

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烧了。”

她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

“出狱那天。”

李鹿鹿站在原地。河水翻涌的声浪在耳边响着。

她没有再问,也没有回头。

她继续往前走,走回了车上,走了。

路子邺的那些字——那些“半世经纶,一生杀伐”,那些“回头处,竟无人可语”,那些“旧鞋破伞,犹立床头”——烧了。

苏沅烧的。

不是因为他恨路子邺,是因为他恨李鹿鹿。

他以为李鹿鹿背叛了路子邺,所以他烧掉了他替路子邺写下的那些东西,或许也没有烧,只是故意对她这样说,作为对背叛者的报复。

苏沅不在乎李鹿鹿会怎么说,他只知道,他恨她。

李鹿鹿没有解释。

她永远不会解释。

十三、最后

李鹿鹿活到很老。

她交出了阿萨拉国家煮席的位置,交出了阿共党党内总舒记的位置,但没有交出军队——直到她确信,无论谁接替她,都不会动乌姆河,不会动那些还在监狱里或刚出狱的人,也不会动那条线。

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像路子邺当年安排好了一切,然后把剩下的交给她。

她最后一次去乌姆河边,是秋天。树叶黄了,落在水面上,慢慢地漂。

她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水流。

她想了很多事。

想起那天下午,想起泥水里的自己,想起路小夏伸过来的那只手;

想起那间教室,想起路小夏转过身来朝她笑;

想到了那些年,欺负自己的人们;

想到他们丑恶的嘴脸,以及刺耳的讥笑;

想到自己最无助的时候,最抑郁的时候,伸到自己面前的那只手;

想起了那个拉住了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自己的人;

想起决定去阿萨拉的那天晚上,想起路小夏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

想起那句“以后,没有人会再欺负我们”;

想起路小夏躺在她怀里,说“你答应我了”;

想起路子邺躺在床上,说“你看着办”;

想起那些逮捕令,想起杨铭最后看她的眼神;

想起苏沅的白发;

想起黎昼寻的疲惫;

想起杨寿康从死刑走到保外就医的漫长路程;

想起高明,想起那个蛋糕,想起他说“我已经尽力了”;

最后,她又想起路小夏说的最后一句话:“你答应我了。”

她说:“好。”

她用一辈子说了这个“好”。

她也用一辈子来践行这个“好”

她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她不知道如果路子邺在天上的话会不会怪她。

她不知道路小夏如果还活着,会不会理解她。

但她知道,她尽力了。

在所有人倒下之后,她还站着。

在所有灯灭了之后,她还亮着——没有那种熊熊烈火的燃烧,有的只是燃烧之后的那点余烬,红红的,烫烫的,没那么亮了,但还没灭。

她问心无愧,也坦坦荡荡。

李鹿鹿站起来,转身离开河边。

风吹过来,河面上的叶子漂得更远了一些。

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那条河会一直流。路小夏的骨灰在河里。路子邺的那团火,也留在了一些人的记忆里。而她,该走了。

十四、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有人路过乌姆河,看见河边坐着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一个人,不说话,只是看着河水——那不是别人。

那是一个从遥远的异乡来的人,为了另一个死去的人,在这片不属于她的土地上,守了整整一辈子。

她守住了,河还在流,骨灰还在河里。

她答应的事,都做到了。

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没有人知道她心里那团灭了很久的火,曾经为谁燃烧过。

但她知道。

河也知道。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