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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身只带了一只登机箱和那只旧公文包，与去京都时的配置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公文包的内层多了一封信。

一封他昨晚写给叶清雅的信，没有封口，放在床头柜上。

不是什么遗书，只是一些日常的交代：如果三天后他没有回来，让叶清雅打开那封信，按照信里的指示处理后续事宜。

他不是在拍电影，也不是在渲染悲壮。他只是习惯性地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这些年走过来，他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假设一切顺利。

飞机在香港国际机场降时，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雨。

陈阳走出航站楼，没有叫出租车，而是乘坐机场快线进入市区。

他在中环下车，步行穿过几条湿漉漉的街道，最终在一栋不起眼的老式商住楼前停下了脚步。

楼外挂着一块褪色的铜牌：“永利会计师行·三楼”。

这是赵衍提前安排好的接头地点。一家表面上是会计师事务所、实际上是赵衍早年布局的信息中转站。

老板姓梁，是赵衍在部队时的老战友，退伍后在香港扎根，开了这家的会计师行，平时承接一些中企业的记账报税业务，暗地里则为赵衍收集金融情报。

陈阳爬上三楼，推开一扇磨砂玻璃门。门内是一个逼仄的办公室，堆满了文件夹和账本，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油墨的气味。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翻阅一本厚厚的账簿。他看到陈阳进来，摘下眼镜，站起身来，伸出手：

“陈先生，久仰。我姓梁，叫我梁叔就行。”

“梁叔，麻烦您了。”

“不麻烦。”梁叔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份牛皮纸档案袋，推到陈阳面前，“赵衍昨晚发过来的资料，我又补充了一些本地能查到的信息。你先看看。”

陈阳打开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页是一张照片，一栋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的写字楼，外观现代，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着冷光。照片下方标注着地址和名称：“环球金融中心·二十二楼·北极光资本香港办事处。”

“北极光资本在香港有一个正式的注册办事处。”梁叔指着照片。

“名义上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但实际上常驻人员只有三个人。一个前台接待，一个行政助理，和一个叫邓志康的总经理。”

“邓志康是香港本地人，四十岁，Y国留学回来的金融专业人士，履历看起来很干净，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表面上是处理基金的行政事务和投资者关系。但根据我观察到的情况，这间办公室的真正用途，是作为一个联络点。”

梁叔压低了声音，“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四的晚上，会有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停在环球金融中心的地下停车场。”

“车里的人不下车，邓志康会独自下楼，在车里待十五到二十分钟，然后返回办公室。车离开后，邓志康通常会在一时内离港，前往澳门或新加坡。”

“车里的人是谁？”

“不知道。车牌被卸掉了，车窗贴了单向膜，看不到里面。”

“我曾经尝试让人跟踪那辆车，但每次都被甩掉了。开车的人显然是专业的反侦察高手。”

陈阳合上档案袋，思索了几秒，然后问道：“下一次‘每月第二个星期四’，是什么时候？”

梁叔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三天后。”

陈阳点了点头，没有立刻表态。他收起档案袋，放进公文包，然后向梁叔道了谢，转身离开了会计师行。

走出楼门时，雨已经停了。

空气中弥漫着雨后特有的清新气味，混合着街头茶餐厅飘出的奶茶和菠萝包的香气。中环的街道上人来人往，西装革履的白领们步履匆匆，与这座城市的节奏浑然一体。

陈阳在街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