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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的文件流转权?常委会的议题设置权?这些是你手里的老底,让完了,你这个秘书长还剩什么?一个手里什么都没有的秘书长,对方凭什么还把你当回事?”
钱辉的脸上浮起一层薄薄的红,从脖子根一直蔓延到耳朵。
他没有辩解,也没有低下头,只是很认真地看着田国富,等他把话说完。
田国富的语气稍微松了一些:“钱秘书长,我今天跟你说这些,不是要批评你。
我是想让你明白一件事——你是省委秘书长,你的岗位职责是对省委负责,对省委书记负责。
王省长找你聊工作,你可以聊,但聊完之后回来就调整自己的工作分工,这个动作在王省长眼里是什么?是他一敲打,你就动了。
这个口子一开,下次他再敲打你一下,你还能动什么?
你越退,对方就越进。
等到你手里什么都没了,你以为对方会放过你?
不会的。
到那时候,你连讨价还价的筹码都没有了。”
钱辉沉默了好几秒,然后缓缓点了点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但语气很稳:“田书记,您今天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不明白,我这个秘书长就白干了。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田国富没有再多说什么。
两人又坐了几分钟,聊了几句关于春节后办公厅工作安排的常规话题,便各自散了。
从省委党校出来的时候,二月的寒风灌进领口,钱辉站在台阶上紧了紧大衣领子,跟田国富点了点头,便快步走向自己的车。
田国富站在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门后面,心里那根弦没有松,反而收得更紧了一些。
钱辉今天的态度是清楚的,但“知道该怎么做”这句话在官场上分量有多重,他心里有数。
一个被吓住的人,在压力足够大的时候,会做出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选择。
当天傍晚,田国富去了省委一号楼。
沙瑞金春节没有回京城,留在京州值班,办公室的门开着,他正站在窗边打电话,听语气像是跟北京那边通电话,说的是年后几项工作的安排。
田国富在沙发上坐下来,等了几分钟,沙瑞金挂了电话走过来,在对面坐下,顺手把茶几上的烟盒收进了抽屉里。
“钱辉那边谈得怎么样?”沙瑞金开门见山。
田国富把钱辉的谈话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重点说了三件事——王江涛在腊月二十七找钱辉谈了一个多小时,核心就是“秘书长岗位需要跟省委主要领导配合默契”这句话;钱辉被这句话敲打得心里发虚,回来就提了分工调整方案;钱辉今天明确表了态,不会站到沙瑞金的对立面去,但那种表态里带着一种被吓住之后的应激反应,而不是真正想明白了的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