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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珩珩是在一个阴天的上午去见的陈岩石。

京州的冬天很少有纯粹的阴天，大多是灰濛濛的、像被一块巨大的脏抹布盖住了似的。

今天也不例外。

他开车穿过老城区那些窄得只能容一辆车通过的巷子，两边的墙壁是青砖砌的，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深灰色的、像伤口一样的砖缝。

巷子尽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门口种著一棵银杏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禿禿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双正在祈求什么的、苍老的手。

陈岩石住在院子里的一栋小二层里。

楼不大，外墙刷著白色的涂料，很多地方已经泛黄了，像一本被翻了很多遍的书。

楼前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种著几株月季和一棵石榴树。

月季还在开著，花瓣被冬天的冷风冻得有些发蔫，顏色却依然是红的，像一簇簇在寒风中燃烧的小火苗。

季珩珩把车停在巷口，步行走进院子。

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薄大衣，没有打领带，手里拎著两盒茶叶和一瓶蜂蜜。

不是贵重的东西，但都是他特意挑的——茶叶是朋友从龙井村寄来的明前茶，蜂蜜是乔英子妈妈宋倩自己做的桂花蜜。

陈岩石站在门口等他。

他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棉袄，领口和袖口都洗得有些发白了，但很乾净，乾净得像他这个人一样。

他的头髮全白了，白得像雪，但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的腰有些弯，不是驼背，是岁月压的，像一棵被风吹了太多年的大树，树干还是直的，但树冠已经微微倾向了地面。

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深的浅的，横的竖的，像一张被折了很多次又展开的地图。

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年轻人的、清澈透亮的亮，而是更沉的、更像是一盏在风中烧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熄灭的灯。

“季总！”

老人看到季珩珩走过来，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菊花。

他伸出手，握住了季珩珩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像砂纸，指节粗大，掌心里全是硬茧。

但那双手很有力，握上来的时候带著一种不容拒绝的热情。

“来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

陈岩石看著季珩珩手里的茶叶和蜂蜜，嘴里说著客气话，但已经伸手接过去了。

他把东西递给身后一个中年妇女——大概是家里帮忙的阿姨——然后拉著季珩珩的手往屋里走。

客厅不大，但很敞亮。

窗户朝南，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暖洋洋的。

家具是老式的实木家具，顏色深褐，漆面有些斑驳，但擦得很亮。

墙上掛著几幅字画，有一幅是“为人民服务”的书法，笔力遒劲，落款是一个季珩珩没听过的名字。

还有一幅是陈岩石年轻时穿军装的照片，黑白的，框在深色的相框里。

照片里的他英姿勃发，眼神里有那种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有的、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坚定。

“坐，坐。”

陈岩石把季珩珩让到沙发上，自己在他对面坐下来。

阿姨端上来两杯茶，茶杯是白色的搪瓷杯，上面印著红色的“为人民服务”字样。

这种杯子季珩珩只在小时候的记忆里见过，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用。

他看著那个杯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陈老，您身体还好吧”

季珩珩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表面的茶叶，抿了一口。

茶是普通的绿茶，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泡得恰到好处，不浓不淡，回甘很长。

“好著呢！”

陈岩石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声音洪亮得不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能吃能睡，走路带风。前阵子还去爬了香山，一口气爬到顶，把那些小年轻都甩在后面了！”

他说完哈哈大笑，笑声在客厅里迴荡著，震得墙上的相框都在嗡嗡响。

季珩珩也笑了。

他喜欢这个老人。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不是因为他认识很多人、知道很多事，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真实、坦荡、不做作。

他的笑声是真的，他的愤怒是真的，他的眼泪也是真的。

在这个人人戴著面具的汉东，这样的真实太少了，少到季珩珩觉得珍贵。

聊了几句家常之后，陈岩石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像一把被慢慢合上的摺扇。

他把茶杯放在茶几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膝盖上，看著季珩珩的眼睛。

那目光里有一种东西——是信任，是期待，也是一个老人在把压在心里很久很久的话说给一个他认为值得说的人听之前的那种郑重的、几乎像仪式一样的准备。

“季总。”

陈岩石的声音低了下来，没有刚才那么洪亮了，但每一个字都更加沉、更加重、更加有分量。

“你电话里说，大风厂的地，你要替工人们拿回来。”

季珩珩点头。“是。”

陈岩石看了他几秒，然后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

烟雾从嘴角漏出来，在他面前飘散，模糊了他的表情。

他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然后把烟夹在指间，看著烟雾在空中慢慢散开。

“季总，你知道大风厂的事，知道多少”他问。

“知道一些。”

季珩珩说：“九十年代改制，陈老您主持的，让工人持股。

后来蔡成功借了山水集团的高利贷，还不上，股权被山水集团拿走了。

现在工人们什么都没有了，地也要被卖掉了。”

陈岩石听著，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听到伤心事时的、本能的、像是什么东西在脸上轻轻跳了一下的抽搐。

他又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像两条灰色的蛇在空气中扭曲著，然后消散。

“九十年代改制的时候，我是京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上面有要求，企业要改制，国有资產要退出。

但大风厂不一样，它是京州的老牌国企，几千號工人，一家老小都指著厂子吃饭。

如果改制改得不好，把厂子改没了，把工人改下岗了，那就是犯罪。”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有稜有角。

“所以我定了条规矩——改制可以，但工人必须持股。

不是象徵性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是百分之四十九。

加上蔡成功代持的那百分之二，工人实际持股超过百分之五十一。

工人是主人，不是打工仔。”

他把烟掐灭在菸灰缸里，菸头在白色的陶瓷上留下一个焦黄色的圆点。

他的手指在菸灰缸的边缘轻轻敲了两下，像在打一个什么节拍。

“蔡成功这个人，我是看著他长大的。

他爹是大风厂的老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没拿过厂里一针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