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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砚之换了身苦力穿的粗布短打,脸上抹了煤灰,混在码头扛包的工人堆里,进了沪西贫民窟“老鼠弄”。
弄堂窄得两人错不开身,墙缝里渗着霉味和尿臊气。最里头一间破瓦房,门板上用粉笔划了三道斜杠——自己人的暗号。
推门进去,屋里点着半截蜡烛。
沈若薇正蹲在地上给一个肚腹中弹的年轻人包扎。她比十年前在西南时瘦了许多,手上全是冻疮和针眼,可动作依旧稳。见沈砚之进来,她头都没抬:“哥,东边弄堂口有暗探,你从屋脊翻进来的?”
“翻了。”
“活着就好。”她剪断绷带,抬头时眼里有火,“今天一天,上海抓了快一千。工人纠察队队长周铁生,被扒了上衣绑在电线杆上,胸口用刺刀刻了‘邪匪’。他骂到断气。”
沈砚之腮帮子绷紧。
屋里还缩着七八个地下同志:有印刷厂刻钢板的学生,有纱厂女工,有铁路扳道工,最的一个才十六岁,叫阿禾,是林秋月带出来的交通员。
阿禾哆嗦着问:“沈将军,武汉政府不管我们吗?”
沈砚之在门槛上坐下,把勃朗宁拆开,拿袖口擦枪管。
“武汉现在自身难保。”他声音平,像在给新兵讲地形,“汪精卫还在喊三大政策,可他手里没兵。蒋介石捏着第一集团军,江浙财阀给钱,青帮打前阵,租界洋人闭着眼。这一回,不是派系打架,是要把‘联共’这面旗,从根上拔了。”
屋里的蜡火爆了一下。
林秋月从里屋出来,换上了女工衣裳,短发塞进头巾里。她把一叠没来得及发的传单铺在桌上:《告上海工人书》——“四一二血案真相”。
“印不了了。”她,“铅字被特务抄走,纸也烧了半屋。”
“不用印。”沈砚之把枪装回去,抬眼扫过每一个人,“明天天亮前,把话拆成口头信。阿禾去纱厂,扳道工老秦去火车站,秋月去复旦大学门口的豆浆摊。一句话:活着的,别散;死了的,别忘。”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
“蒋某人要‘清党’,清不掉中国底层人心里那点醒过来的光。当年我们在山海关举火,为的不是换一个皇帝,是换一个不让老百姓跪着活的世界。今天他背了盟,我们就在他背盟的地方,再把火点起来。”
沈若薇站起来,把沾血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轻声接:“闽浙赣山高林密,方志敏在那边已经打了半年游击。我们的人,可以往南撤,进山,生根。”
沈砚之看向妹妹。
“你带伤员和女同志先走。”他,“走水路,从吴淞口混货船到温州,再转闽北。赵铁柱带弟兄们断后,我在上海再留三天——有些同志的名单还在巡捕房眼皮底下,能捞一个是一个。”
“太险了。”沈若薇皱眉,“南京已通电全国通缉你。再留,怕连骨头都捡不回来。”
沈砚之笑了笑,笑里没有温度。
“我沈砚之从宣统三年就没打算全须全尾地活。”他伸手拍了拍妹妹肩头,“爸当年在山海关外挨了凌迟,留句话——‘关山虽险,人心不失’。我这辈子,就守这句话。”
后半夜,雨下来了。
老鼠弄的瓦楞上叮叮咚咚响。沈砚之披上蓑衣,拎着枪,站在弄堂口望了一会儿上海的黑天。
远处,公共租界的探照灯扫过外滩,像一只冷眼的兽。近处,贫民窟的窗格里,有人悄悄点亮了油灯,一盏,两盏,三盏——是暗号,是还活着的同志在互相认领彼此。
他忽然想起程振邦。
武昌城破那日,程振邦肚子被炸开,血糊了半幅军旗,还攥着他手:“砚之,咱俩谁活到最后,谁就得把这天,给老百姓撑亮一点。”
“振邦,”他对着雨雾里轻声,“撑亮一点,真难啊。”
可话出口,他还是转身,踩着泥水往弄堂深处走。
因为难,才得有人走。
……
第三天清晨,上海火车站。
沈砚之扮成铁路工头,混在卸煤的队伍里,亲眼看见一列闷罐车从南京开来,车门一拉,下来整排绑着的人,脖子上挂木牌:**要犯。
站台外,第二十六军架了机枪。
他没动手。他数清了人数,记下了番号,也看见人群里有个戴眼镜的教书先生,被拽下车时还护着怀里一卷书——那书露了个角,是《新青年》。
沈砚之把煤铲往肩上一扛,扭头对旁边眨了下眼。
赵铁柱会意,混进站台另一侧的人流。
中午,一份用米汤写在《申报》中缝的情报,送进了法租界邮局,收件人:汉口《民国日报》转中央。
上面只有一行字:
“四一二沪上流血夜,清党令下,同志蒙难。沈砚之在此,不死,不退,不认蒋家朝。”
……
当夜,吴淞口。
货船“福兴号”扯起破帆,载着沈若薇、林秋月、阿禾和二十三名伤痕累累的同志,悄没声地滑进雨幕里的长江口。
甲板上,林秋月回头望上海。
那座城灯火零星,像被掐住了喉咙。
她忽然低声念:“血色沪上,关山风雷未歇。”
沈若薇站在她身边,把一件旧军大衣裹紧,望着南方黑沉沉的山影,轻声接:
“走吧。回山里去,等下一次天亮。”
货船消失在江雾中。
而沈砚之没上船。
他还站在岸边的礁石上,蓑衣滴着水,背后是渐渐远去的汽笛,面前是整条暗涌的长江。
他从怀里摸出那半片弹壳,在指尖转了转,又塞回去。
然后转身,往上海弄堂深处走去——那里还有没接应的名字,没点完的灯。
民国十六年的春天,大革命碎了。
可碎掉的瓦砾底下,有人不肯熄的火,正往泥土深处,一寸寸扎下去。
——第0611章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