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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未落，叶秀丽“啪”地搁下碗，站起来，声音不高，字字清亮：“诸位想清楚嘍——这肉，是李国追他娘从自家醃缸里捞出来的，是他爹勒紧裤腰带省下的粮票换的，寄来是给他补身子的，不是开食堂的！”

“给，是人家念著同住一个屋檐的情分；不给，那是天经地义的本分。”

“现在人家主动分出来，你们倒嫌少吃著別人的肉，还挑肥拣瘦，骂人家小气——这世上哪有这么占便宜还倒打一耙的理儿”

满屋霎时静了。有人低头扒饭，有人假装咳嗽，还有人默默把刚伸过去的筷子缩了回去。

肉的事，就这么定了。

可不到一个月，最后几片腊肉丁也进了锅，油渣都没剩一粒。

大伙儿嘴上不说，肚子里直泛空，走路都轻飘飘的，像踩著棉花。

偏偏第二个月初，邮站又送来个鼓鼓囊囊的大麻包，沉甸甸砸在李国追脚边。他拆开一看——整整齐齐，全是风乾的五花、后鞧、腱子肉，还压著张泛黄的纸条：“弦儿，天冷，多熏些，別省著。”

他正拎著肉块发愣，巷口传来一阵皮鞋叩地声。

“李国弦保卫科那位李科长”

李国弦刚推著二八自行车拐进弄堂，就被三个身影拦住了去路。说话的是个穿驼色呢子大衣的青年，墨镜架在鼻樑上，腕上一块亮闪闪的上海牌，身后两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手插在裤兜里，下巴微扬。

李国弦不慌不忙支好车，摘下棉手套，掸了掸车把上的灰：“对，我是李国弦。钱公子有事”

他认得这人——钱少勇，纺织厂钱壮鹏厂长的独子。前阵子常在厂门口晃悠，专等那个烫著捲髮、爱穿蓝布裙的女技工下班。李国弦只当是寻常恋爱，睁只眼闭只眼，没去管。

“有事当然有好事。”钱少勇笑著摘下墨镜，眼角一弯，像是递来个熟络的笑脸。

“哦说来听听。”

“爽快！”他往前半步，压低声音，“厂里仓库堆著十几吨边角料，烂布头、碎纱线、剪下来的边角布——没人要，帐本上都快抹成白纸了。”

李国弦没应声，只抬眼看著他。

钱少勇会意，笑得更深：“我爹月底调走前，能把这批料的出入帐全勾掉。夜里你开个后门，我们拉走，卖废品站。赚的钱，保卫科分一成——算下来，少说一千八百块。”

他顿了顿，伸手比了个“八”的手势，又补一句：“够买辆崭新的永久牌，外带三床新棉被。”

七四年，一千八，能盖三间砖瓦房。

可李国弦只是笑了笑，眼睛却没弯：“钱公子，您知道么挪厂里的料，哪怕一捆烂布，也算贪污公款。查实了，枪毙都不冤。”

“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旁边一个手下猛地跨前一步。

另一个立刻附和：“对啊！帐都销了，东西等於扔垃圾堆的——谁捡不是捡”

李国弦慢慢把手套叠好，塞进棉袄口袋，才抬眼：“话是我说的，不是我脑子发热蹦出来的。倒是你们两位，嘴比腿快，脑仁儿倒像还没长熟。”

“你——！”

“哎！少说两句。”钱少勇抬手一拦，转头盯著李国弦，语气缓下来，却更沉：“帐没了，物就没了主。我们搬走，不叫偷，也不叫占，叫『拾荒』。你只需开扇门，其它不用沾手，两千块，明早就能揣进你兜里。”

他以为这话能撬动人心。

可李国弦生在沪上老洋房，两个哥哥，一个在纽约做投行，一个在香港搞地產，每年匯来的港幣，光利息就够他全家吃三年。他抽屉里压著的存单，零头都比这“两千”多出一截。

他摇头，语气平得像在说天气：“这事，我不碰。看在钱厂长面上，今天这话，我当没听过。”

说完，他跨上车，左手扶把，右手“叮铃铃”摇响车铃，清脆三声，像敲在人耳膜上。

“让让。”

钱少勇没动，只眯起眼：“李科长，你是嫌少要不——三成你开个价。”

钱少勇的脸沉了下来，目光冷硬，直直钉在李国弦脸上。

他下意识觉得，这是嫌价低。

毕竟四千块不是小数——眼下工人月工资才三十来块，全厂上下，谁见了不眼热

再说，李国弦是李国卫的亲弟弟。李国卫是谁现任代理厂长，钱壮鹏刚走，他就是厂里说话最响的那个。既然是干部子弟，哪有不沾点利的无非是胃口大些，嫌这点不够塞牙缝罢了。

“你算哪根葱也配驳钱公子的话”

“小子，听句劝，点头就完事；不点头哼，往后日子可不好过。”

两个跟班立刻往前半步，一左一右，声音压得低，却字字带刺。

李国弦没应声，只慢悠悠掏了掏右耳，指尖捻了捻，隨手弹掉一点灰。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