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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是章若萱出的，局是黎英霞搭的。

三人约李国追吃饭，酒一杯接一杯地劝，眼神一寸接一寸地缠，他起初推辞，后来含糊，再后来话都讲不利索，身子也晃得像风里的芦苇。饭局散后，三个人扶著他穿过几条窄巷，进了西四胡同里一处老院子——青砖灰瓦，院角还堆著半袋没拆封的水泥。

沈珊珊咬著牙，没让別人动手。她亲手把他扶进东屋，亲手拉灭了灯，亲手解开了自己的扣子。

事毕，她靠在床沿，头髮散著，手指却稳稳按在床头柜上那张合影的玻璃面上——那是她和李国追去年春天在北海划船时拍的。她没哭，只盯著相片里他笑得露出虎牙的样子，轻声说：“现在，我也有凭据了。”

第二天，她直接把李国追堵在单位门口，声音不高，字字清楚：“要么领证，要么我肚子里的孩子，你得负责到底。”

她不是要他回头，是要叶秀丽低头。

你不是抢人吗好，我抢回来——让你挺著肚子站在民政局门口，看我牵著他的手进去盖章。

李国追又一次卡在中间，进不得，退不成。和叶秀丽那张结婚证，终究又搁下了……

“嗡——嗡——嗡——！”

街面上忽然躁动起来。摩托车一辆接一辆驶过，引擎声低沉有力，像一群不肯停歇的铁马。清一色的银灰车身，流线型车头鋥亮反光，排气管喷出的白气还没散尽，后视镜里已全是路人扭头张望的影子。

香江摩托，如今成了京城新一道风景。可这风，並非谁都能跟得上——要懂车、会修、敢跑远路，还得有熟人批条子调零件。门槛高，自然水深。

偏偏水一深，就有人惦记。几个干部子弟不知从哪淘来一批本田cb和山叶rz，整车进口，手续齐整，价格还压得比孙强、吕伟卖的便宜两成。老客户开始动摇，批发商也开始压价，销量肉眼可见地往下掉。

不过，半年多下来，他们早把本钱翻了几倍。五百辆出头，每辆净赚一千，俩人各落袋二十五万。李国江作为供货方，一辆抽五百，算下来也是二十五万起步；其中还有几十辆按四千块低价给了那帮二代，帐面虽平，实则多挣了三四万。

可眼下，风向变了。

孙强和吕伟第三次踏进国营饭馆那间旧包厢时，桌上还摆著半碟凉拌海带丝，一壶没喝完的茉莉花茶。

“国江，摩托这摊子，咱们不做了。”孙强开门见山，用筷子尖点了点桌面。

“哦”李国江抬眼，“又换花样”他夹起一块酱得油亮的五花肉，慢悠悠送进嘴里，“你们俩啊，真是閒不住。”

“嘿嘿，”孙强咧嘴一笑，眼角挤出细纹，“做生意嘛，不往前赶，就得蹲路边捡人家扔的烟屁股。”

吕伟接上话：“国江，你天天看报，有没有留意南边那块地方刚掛上牌子——深圳经济特区。”

“嗯，瞅见过。”李国江擦擦嘴，“可那地方，地图上都快甩到海南去了。穷乡僻壤，泥巴路，小渔村，连个像样的供销社都没有。”

“就是因为它啥都没有，才腾得出地方。”孙强身子往前倾，“我们琢磨透了——办厂。”

“办厂”李国江筷子一顿，米饭粒差点掉在裤子上，“你们胆子倒不小。”

“不冒点险，连汤都喝不上。”吕伟笑著，把一张皱巴巴的《参考消息》推过来，上面圈著一则短讯，“你看，南边招工、免税、给地皮，连厂房图纸都替你想好了。”

“我们盯准了服装。”孙强接过去，“满大街都是喇叭裤，一条成本十二块八，京城卖七十，东北卖八十，还天天断货。”

“要是整个北方的档口都来我们厂拿货呢”吕伟掰著指头，“一条净赚二十，一年发一百万条——两千万。”

最后三个字，两人几乎同时出口，嗓音发紧，眼睛亮得惊人。

两千万——在1982年的北京，这数字重得能压弯秤桿，沉得让人不敢大声念出来。

可此刻，包厢里没一个人眨眼。茶水凉了，没人去续；窗外车声喧譁，也没人侧耳听。只有桌上那张摊开的报纸，边角微微捲起，像一面正待升起的旗。

李国江向来不把钱当回事，可一听见“两千万”这三个字，指尖还是下意识顿了顿，菸灰簌簌落了一截在裤缝上。

钱这东西，真堆到某个分量，再淡泊的人心里也得咯噔一下——不是贪，是本能。

三人围坐在老槐树下的石桌旁，茶水凉透了也没人去续。你一句我一句，从厂房选址说到设备採购，从税务登记聊到执照申领……两个钟头过去，帐才算清：李国江占四成，出资金、搭门路；孙强和吕伟合占六成，管跑腿、盯现场、扛活儿。

门路，才是压舱石。

没门路，原料进不来仓库；没门路，成品运不出码头——更別说直发京城的专列配额。

孙强没熟人，吕伟没路子，两人加起来，连深圳火车站售票窗口都排不上前五。

唯独李国江，电话本里夹著几张泛黄的名片，其中一张背面还印著“深圳市招商办主任办公室”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