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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两天，李国奎便开了两张盖红章的介绍信，塞进孙强手里。两人拎著帆布包、揣著乾粮，挤上绿皮车，一路晃荡南下。

庆延县这边，光阴过了一年。

曾敏芝使尽了法子：软的，许过房子、户口、子女保送名额；硬的，直接找田甜父亲单位领导“喝茶”，话没明说，但意思透亮——李国鑫要是还不离，田家三口饭碗，明天就端不稳。

可田甜咬死了不鬆口。

她不是不怕，是算得准：自己往牢里一蹲，李国鑫的政审就废了；她若真出了事，李家立马翻脸；可只要她活著、站著、笑著递一张孩子照片过去，曾敏芝就得低头。

拖著吧。

曾敏芝不是没想过更狠的招——比如借纪检名义查她帐目，或让派出所“例行问询”。可一想到田甜在看守所里割腕留下的那道疤，又生生咽了回去。

人一旦把命豁出去，反倒成了最硬的筹码。

曾敏芝终究没走到那一步。她退了一步：李国鑫每月初五，准许探视孩子一次，时间两小时，地点在县託儿所后院小亭子，由曾敏芝安排人“陪同”。

田甜没闹，也没谢，只接过那张薄薄的《探视许可单》，指尖摩挲著钢印边缘，笑得温顺，像只刚理完毛的猫。

她心里清楚：那次长发事件后，曾敏芝亲自登门，却没敢碰她一根头髮——不是心软，是怕撕破脸。怕李国鑫前途断送，怕整个李家顏面扫地。

所以，田甜贏的不是曾敏芝，是李国鑫的沉默与纵容。

而李国鑫呢他才是那个真正左右逢源的人——一边是组织认可的干部家庭，一边是孩子亲妈守著的活生生的牵绊。两头都稳，两头都暖，连嘆息都带著三分得意。

说到李国鑫，就绕不开李国擎。

这天，他任满离岗，调令已下，后日启程回京。

黄惜柔跪在臥室地毯上，仰头望著刚熄了烟的李国擎，双手交叠在膝前，声音软得能滴出水：“主人，您回京那天，能带奴婢一道走吗奴婢还想给您泡茶、熨衬衫、收文件……”

李国擎吐出一口白雾，抬眼瞥她一眼，慢悠悠点头：“嗯……既然你诚心诚意求了，那——主子就答应你。”

他早玩上癮了。喜欢她伏低做小的样子，也爱听那声“主人”从她唇齿间滑出来，又轻又韧，像一根绷紧的丝线。

三天后，黄惜柔站在北京西站出站口，风扬起她新烫的波浪捲髮。她深深吸了口气，喃喃道：“京城，我又回来了。”

这次，她进了区税务局，科长，正股级。

李国擎也调了过来，任区局副主任，副处级。

局里姓李的不少，光是李国擎的妹妹就有四个，在各个科室当办事员；而局长，正是他大哥李国典——温可怡的长子，四二年生，今年三十八，不苟言笑，开会时连茶杯盖都不让人碰。

黄惜柔第一次见到李国典，是在局长办公室门口等签字。她攥著调令的手心微微出汗——原来攀上的不止一棵树，是一整片林子。

再说孙强和吕伟。

深圳早已是经济特区，口號喊得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这话，对港商是金科玉律，对內地人，却常常是句空话。

两人拿著县里开的介绍信、盖著公章的可行性报告、银行资信证明，在招商办窗口排了七次队，材料改了五版，连列印纸都换了三种型號——还是被一句“请再补充说明”打回来。

官员们倒不刁难，只是忙。

忙著陪港商吃饭，忙著签土地意向书，忙著连夜审核外资备案表。那些港商，西装笔挺，手提公文包，报个名字就能直通主任办公室；他们俩呢连复印机都得自己排队，还得交五毛钱一张。

更巧的是——那些港商，十有七八，姓李。

李振邦、李志远、李绍棠……名字不同，关係同宗。批地当天盖章；建厂绿色通道；税务諮询副局长亲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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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老百姓只能干等。

“哥儿们，办下来没”

两人垂头丧气走出办公楼，门口一群同样攥著材料的本地人围上来问。

吕伟苦笑：“又让补材料，说『政策理解不到位』。”

“嗐！”旁边一个穿蓝工装的汉子一拍大腿，“你们看看那边！”他朝玻璃门內努努嘴——三个港商模样的人正勾肩搭背往外走，手里捏著鲜红的《用地批准书》，“人家就交了三张纸，盖个章，二十分钟搞定！咱们交了半尺厚，愣是卡在『待覆核』上！”

人群嗡地一声议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