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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割裂历九十八年,十一月廿一。洛京宫城。
宫城的崇政殿西边有一间便殿,三间宽,两间深。殿里没有画彩,柱子是素的,柱脚的石础上有一圈水痕。屋里陈设不多:一张榆木长条案,案后一张椅子;靠墙一张矮几,几上一只炭盆,炭盆里的炭烧到一半,面上盖着一层灰;炭盆边上温着一只药碗,碗上盖着一只粗瓷盖。
窗开着一扇,是东边那一扇。
巳时,李慕言进殿。他手里三本奏,用一条青布带捆着,捆得很紧。
“主上。”
郭荣坐在条案后头,抬起头。
他比八月里又瘦了一层,颧骨出来,眼窝深了,可眼睛还是亮的。他穿一件深青的常服,领口扣得齐,袖口翻着,露出里头一层白。
“来了。坐。”
“臣站着。”
“坐着说话。”郭荣道,“你走了一趟铜驼镇,站了一天,还站不够?”
李慕言在条案前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把三本奏放在案上,解开布带。
“三本?”
“三本。”李慕言道,“一本盐,一本学,一本屯田。”
“哪本最要紧?”
“盐最要紧。”李慕言道,“盐里有钱。”
“那就先说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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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奏是郭淮从邗城递上来的。
奏上写:
“淮南盐场九处,灶户三千二百一十家,一年煮盐十八万石。出场一斤八文,贩子运到荆楚卖四十文。中间三十二文,是路钱、是关卡钱、是贩子的命钱。官上一年收不到一文。
臣请三事。
一、归官买,不归官卖。官出一斤十文收盐,商出一斤十六文买盐。官只管收,不管卖。卖盐要跑路,跑路是商人的事;收盐要看秤,看秤是官的事。
二、灶户的工钱,照大帅在扬州定的例,加两成。灶户三千二百一十家,一家五口,一万六千口人。这一万六千口人吃饭,靠的是盐。官上若把工钱压下来,这三千二百一十家就要闹。
三、盐场设秤官九人,一人一场,秤官不许由本地人做,也不许连做三年。”
郭荣看完,把奏本放下,手指在案上敲了两下。
“郭淮这个人。”他说,“话少,事多。”
“他在淮南八个月。”李慕言道,“八个月里,把九处盐场的灶户一家一家走了一遍。”
“走一遍要多少天?”
“两个月。”李慕言道,“他走的时候带着两匹马,走到第七处,马倒了一匹,他就走着去。”
郭荣没有说话。他把奏本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看到“灶户的工钱,加两成”,他停住。
“这两成是谁定的?”
“臣在扬州定的。”李慕言道,“二月里,盐场的盐工问臣,东家换了,工钱换不换。臣说,工钱照旧,加两成。”
“为什么加两成?”
“因为盐价涨了。”李慕言道,“二月的盐,一斤出场八文,荆楚卖四十文。臣加两成工钱,一石盐多出十六文。十六文摊到一万六千口人身上,一个人一年能多买两斗米。”
“两斗米不多。”
“不多。”李慕言道,“可一个盐工一天煮三百斤盐,一斤多两文,一天多六百文,一个月十八贯。十八贯,能给他儿子买一双鞋,能给他婆娘扯一块布。”
郭荣笑了一下:“你这个账,算到人家婆娘身上了。”
“臣算账,从来算到人家婆娘身上。”李慕言道,“算到国库上,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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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奏是学。
奏上写:
“洛京四坊,各设一学,共四所。招八岁至十五岁童子三百二十人。教三样:字、算、农书。字教《千字》,算教九九,农书教耕、种、收。
束修每人每月二斗米,由官出,不从学生家里出。先生十二人,一人月钱一贯二百。四所学舍,三所是旧庙改的,一所是新盖的,盖房用钱一百二十贯。
一年用米六百四十石,折钱四百四十八贯;先生束修一百七十二贯八百文;学舍修缮四十贯。合六百六十贯八百文。
臣请先试一年。一年之后,若有五十个孩子能写信、能算账,就再办四所。”
郭荣看完,问:“三百二十个孩子,一年花六百六十贯。一个孩子一年两贯。两贯钱教一个孩子认字,贵不贵?”
“不贵。”李慕言道,“一个兵一年吃七石三斗粟,折五贯一百文,还不算甲、不算刀、不算马。教一个孩子两贯,教出来的人能写信、能记账、能算工钱。”
“教出来的这些人,做什么用?”
“做账房。”李慕言道,“臣十七岁在铜驼镇替人算账,一文钱一笔。镇上四百多户,会算账的只有三个人。三个人算四百户的账,算不过来。账算不过来,就要被人骗。被人骗一次,一年就白干。”
郭荣的手指在奏本上按了一下。
“这本我批。”他说,“批得比盐本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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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奏是代北屯田。
奏是慕容雄从横岭递上来的,字写得粗,笔画硬,一看就是常年握刀的手写的。
“横岭关外三片滩,一名白草滩,一名野马滩,一名碱泡滩。三片滩合计可垦三千顷。
臣请拨犁三百具,牛四百头,种五千石。民夫五万,今冬发,来春尽垦。
三片滩若垦成,一年可收粟四十五万石。四十五万石,够横岭关三千兵吃二十年。
臣请速发民夫。今冬地冻,人闲,正好开地;来春雪化,地软,正好下种。若等到明年冬天,就迟一年。”
郭荣把这一本看了两遍。
第二遍看到“臣请速发民夫”,他提起朱笔。
李慕言坐在对面,看见笔尖落下去,落在“速”字上。
笔尖在纸上转了一圈,把“速”字圈住,圈完了,在旁边画了一道横线,横线画得直。
然后郭荣在横线上头写了一个字。
一个字。
“缓”。
写完了,他把笔搁下,把奏本推到案边。
李慕言看着那个字。朱是新的,红得发亮,压在“速”字的黑上。
“主上。”
“你要问为什么。”郭荣道,“我说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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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你那三件事。”郭荣道,“盐、学、屯田,三件事一齐办,三件都办不成。”
“臣算过。”李慕言道,“三件事一年合着要花两千贯,还要五万民夫。钱够,人也够。”
“钱够,人够,事还是办不成。”郭荣道,“因为事不是钱和人办的,事是人心里那口气办的。”
他把盐本拿起来。
“盐里有什么?盐里有三千二百一十家的饭碗。你把这三千二百一十家的碗换一只,碗里的饭还是那些饭,可端碗的手要抖。手一抖,碗就掉。碗掉了,人就要闹。人一闹,你就要派兵。派了兵,盐就煮不出来。盐煮不出来,一年十八万石的盐,就成了十万石。你省下的那点官买官卖的钱,还不够派兵的粮。”
“郭淮在奏上说,他一家一家走过了。”
“他走过了,他知道哪家有几口人。”郭荣道,“可他知道哪家欠了谁的债,哪家的婆娘刚生了孩子,哪家的老汉欠了三年的租?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就是他办不成的事。所以盐要慢。先办三场,办好了,再办六场。三场办一年,六场办两年。三年,九场都办成了。”
他把学本拿起来。
“学里有什么?学里有三百二十个孩子。孩子的爹娘把孩子送来,是因为听说官上办学。头一年教不好,先生不会教,孩子学不到东西,爹娘就把孩子领回去。领回去一个,就有十个不送来。头一年办坏了,往后十年没人来。”
“那怎么办?”
“头一年只办一所。”郭荣道,“一所,八十个孩子,四个先生。先生教得好,孩子学得会,八十个孩子的爹娘就成了八十张嘴。八十张嘴说好,比官上贴一百张告示管用。”
最后他把屯田本拿起来。
“地里有什么?地里有祖坟。三片滩上看着荒,可荒地里埋着人。你要五万人冬天去开地,开到一个坟头上,人不干了。人不干了,你要么打人,要么让地。打人,人心就散;让地,那三千顷就成了一千顷。”
“臣可以让他们避开坟。”
“你怎么知道哪儿有坟?”郭荣道,“荒地里的坟没有碑,坟头一年就平了。你不知道,你的兵不知道,只有那片地上的人知道。你要让人告诉你坟在哪儿,你就得先让人信你。人要信你,得先看见你不欺负他。”
“所以缓。”
“所以缓。”郭荣道,“先开三百顷。三百顷不开在坟上,开在看得见的平地上。开一年,收一季粟。收了粟,人看见粟,就知道这地能长东西。第二年,他们自己就来告诉你,哪块地能开,哪块地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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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里静了一会儿。炭盆里的炭塌了一角,火星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郭荣端起药碗,把盖揭开,碗里的药已经温了,他喝了两口,把碗放下。放下的时候,他的手在碗沿上停了一下。
李慕言站起来,走到东边那扇窗前,把窗关上。
窗关上的时候有一点响。
“你关窗。”郭荣道,“是怕我咳。”
“臣怕风。”
“风是从窗里进来的。”郭荣道,“窗关了,风就进不来。你这个人,说话要绕一个弯。”
“臣绕弯,是因为主上不爱听直话。”
“我不爱听直话,是因为直话听了要办事。”郭荣道,“你现在办的事太多了。”
他咳了一声,咳得很轻,用手帕按了一下嘴,按完了把手帕折起来,折成四折,压在案角。
“这个事。”他说,“你知道。”
“臣知道。”
“她们不知道。”
“她们不知道。”
“这样好。”郭荣道,“她们知道了,就要来。来了就要哭。哭了,我这一天就办不成事。”
李慕言没有说话。
“坐回去。”郭荣道,“还有话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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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府里那三个女人。”郭荣道,“都在算账?”
“都在算。”
“算得怎么样?”
“算得比臣清。”李慕言道,“云锦裁了府里三十七个闲人,一人给三个月工钱。凌星把仪仗队的马料算出来,写了一封信给主上。明月算的是草原上的账,她算的是人。”
“仪仗马的事,我批了。”郭荣道,“她算得狠。八十匹马,一年三十三个时辰,吃掉四百一十一个兵的粮。这一句我看了三遍。”
“她算账从来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