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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天最多五十斤。”她说,“今天拿不到,明天还有。谁插队,往后一个月别想从我这儿拿一粒粮。”
队伍一下就顺了。
有个老头挤到前头:“我加钱,你多给我二十斤。”
“加钱也不多给。”林桂香说,“您要是真缺,明天早点来。”
老头嘟囔两句,没再挤。
林桂香站到一个空麻袋摞起来的台子上。
“我说三句。”声音不大,前头的人往后传。
“第一,林记的饼,这个月不涨一分钱。第二,谁家要粮,我按平价给,不问你是谁。第三,同行要粮,也按这个价,来了就有。”
有个同行在后头嘀咕:“她这么卖,不是赔本赚吆喝?”
旁边一个接:“人家赔得起。你赔得起吗?”
那人不吭声了。
孙福贵也来了,站人堆最外头,黑呢子大衣,帽子压得低。他没说话,脸是灰的,眼睛盯着那垛粮。
林桂香朝他那边看了一眼,扬声:“孙老板,你要粮,也按这个价。”
有人回过头去看。孙福贵把帽檐往下压了压,没接话,转身走了。
他身边那个断眉毛的表弟已经不在了——头天晚上被公安从住处带走。
那天下午,林桂香做了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她没趁机吞掉那几家半死不活的作坊。她把人叫到仓库偏屋,摆两张桌子,一壶茶。
“咱们凑一块儿进货。”她说,“一家进货,价钱谈不下来;十家凑一块儿,粮站得给个面子。仓储我出,检验我出,规矩一起定。”
一个做糕点三十年的老师傅姓方,袖子往上撸:“凑一块儿进货,进谁的?谁来检?出了事谁担?”
“谁便宜进谁的。”林桂香说,“检验我来,出事我担。”
“你担得起?”
“我担了八年了。”她说,“方师傅,你炉子里那盆老面,还是我给你的吧?”
方师傅嘴张了张,坐下,没再说。
“林老板,”一个开小作坊的老板娘冷笑,“你这不是给自己养对手?”
“我一家吃饱,这条街就得饿死一半。”林桂香说,“街死了,我也活不成。”
屋里没人接话。
那老板娘姓孙,四十来岁,把账本往桌上一放翻开:“你先看我这个。”
账本上全是红字。
林桂香看了三页,合上。
“你的炉子我包了。”她说,“先给我做三个月的饼,工钱按件算。三个月后你还想自己干,我不拦。”
孙老板娘愣在那儿,嘴唇动了两下,没说出话。
屋里静了一会儿。方师傅站起来,把袖子放下来:“那我也签。”
有他这一句,剩下的人陆续都过来按了手印。
腊月里,联盟那五家,四家来签了字。
最后一家是福贵食品。
孙福贵来得最晚,天都黑了,进门不说话,把合同放桌上推过来。
林桂香没起身,也没倒茶。
“按规矩来,咱们就一起做。”她说,“不按规矩,还跟以前一样。”
他抬头看她,看了很久。
“林桂香,我算是服了。”
“服了就好。”
“不过——”他站起来戴帽子,“有人比我更不想让你站住。你小心点。”
门开着,风灌进来,把桌上合同吹翻一页。
林桂香坐着没动。
苏巧云在门口站着,等脚步声远了才进来:“娘,他这话啥意思?”
“意思是他不是最高的那个。”
“那最高的那个是谁?”
“不知道。”林桂香把合同合上,“不过他要真能把我按下去,早就按了。他不动手,说明他也怕。”
腊月二十三,小年。
市里、省里都来了人,在总店门口挂一块牌子——“个体劳动者协会理事单位”。红漆木头,描金字,挂上去的时候有人放了一挂鞭。
台下站了几百人。一大半是这条街上的,还有专门从王家村赶来的。
村里来了三十多口,包了一辆大拖拉机,天不亮出发,到的时候棉鞋上全是泥。老支书拄着拐站最边上,谁劝他坐他都不坐。
王婶子挤过来,往林桂香手里塞个布包。打开一看,六个鸡蛋,还热着。
“这回是给你送的。”她说,“不是卖。”
那个当年在村口骂她“恶婆婆”、说“王家早晚得散”的长舌妇挤在最前面,笑得最用力,嗓门最大:“桂香是我们村的!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林桂香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只点了下头。
这一下比骂她更狠。
王老实站在台下,新棉袄是她给买的,手不知道往哪放,一会儿插兜一会儿又拿出来。大丫在旁边笑他,二丫干脆学他的样子,学着学着把自己笑倒了。
王建军站在她侧后方,低声说:“娘,孙福贵走那天那句话,我听着不踏实。”
“我也不踏实。”林桂香说,“可日子还得过。”
散场时天已经黑透,人一批一批往回走。
林桂香正要上车,有人从后头叫住她。
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四十来岁,递过来一张纸。
不是检举信。纸头是印刷体,标题一行黑字:关于林记食品公司经营行为的调查报告。
抬头不是市里。
是省里另一个部门。
“林老板,”那人说,“有人把你的材料递到我们那儿去了。这次不是投机倒把。”
林桂香低头,看那张纸最上头的一行小字。
她的手慢慢收紧,纸角被捏得卷了起来。
脸,一点一点沉了下去。